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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于1896年在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镇龙泉村的龙泉乡诞生，他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开创人物之一，也是那里杰出的领导者。待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部长、国务院的副总理，并最终成为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邓子恢的一生，充满了革命与斗争，他始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行事光明正大，坚持实事求是。以下讲述的是他几个关心百姓生活的小故事。

要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地，首要任务是着手解决农民的实际利益问题，鼓舞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行动……

1941年5月2日，毛泽东给陈毅和刘少奇发电报，同时也通知了彭雪枫，说是根据张爱萍的请求，已经决定马上调邓子恢去淮北路东，负责那里的党政事务。

收到指示后，邓子恢马上和梁国斌、张凯、黄明东等人从淮南启程，途经淮宝等几个地方，最终在高良涧上船，向着洪泽湖的西侧进发。

沿途行走，他总是细致入微地感受民众的艰辛，亲眼看到渔民的贫穷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生活状况相当悲惨：在穿着方面，许多男人赤裸上身，有的年轻女子仅用碎布勉强遮盖身体；在饮食方面，家里找不出一粒粮食和一滴油，只能靠着锅里清水煮着的一点小鱼小虾来填饱肚子。

◆说起邓子恢这个人啊

邓子恢看到这番景象，心里憋得慌，异常难受，不禁感慨，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洪泽湖，渔民的日子竟过得如此清苦。他觉得这都是那些内外贼寇的所作所为，只有将这些榨取民脂民膏的贼寇打倒，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百姓才能过上美满的生活。他下定了决心，要领着军民一起改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1941年6月，中共皖东北区党委在洪泽湖西边半城镇边上的孙园村里，一片柏树林荫下，举办了一场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会上，邓子恢前来传达了华中局和刘少奇的指示，着重讲了皖东北地区群众运动的事。他用简单易懂的话和亲身经历的工作例子，清楚地说明了领导农民搞减租减息、提高农民日子水平、让农民在政治上压倒地主，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多重要。

会议结束后，邓子恢和大家一起讨论，提出看法：“为了打造一个稳固的根据地，首要任务是关注并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激励他们参与减租减息运动，将地主的武装力量转变为农民的武装，同时成立农民协会，提升农民在乡村的地位。”他接着强调：“各级地方武装应立即着手整改，清除内部的不良分子。”此外，他还提议：“希望四师能派遣军事干部，担任区、乡地方武装的领导核心。”

邓子恢（位于中间）和刘瑞龙（最左边第一个）、彭雪枫（从左数第二个）、张震（从左数第四个）、吴芝圃（最左边第五个）在大王庄，洪泽湖畔，一起拍了张合照。

会议结束后，邓子恢立刻行动起来，他动员党员干部，包括从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过来的400多名同志，一起组成了多个工作小组。这些小组深入到各个县、区和乡镇，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又深入人心的运动。他们先发动农民加入农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又陆续成立了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抗日协会和儿童团。同时，他们还组建了民兵队伍，培养了一批手持武器的基干民兵，成为保卫根据地的强大后盾。在减租减息方面，他们广泛动员群众，对愿意配合的地主，鼓励他们主动减租；对那些抗拒的地主恶霸，则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同时也努力争取开明地主的支持。比如，当地有名的陈萌南就主动减了租，因此被大家认可为开明地主。后来，他还经过考验，当上了边区的参议长。

通过降低租金和利息，农民和渔民朋友们实实在在受益了，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心中燃起了希望，因此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支持更加坚定。他们积极响应参军打仗、优待军属的号召，热情不断高涨，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也因此日益稳固并扩大了范围。

从群众的来信中，我们能获取到许多有用的信息，这对我们运用党的政策、帮助干部改正错误、掌握运动的方向都大有裨益，真是十分珍贵！

1951年11月底，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份那次重要的扩大会议指示，我们党内部及国家机关掀起了一场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风潮，同时，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界也广泛展开了打击行贿、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资产、粗制滥造以及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行动。

遵照中央的整体规划，邓子恢身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头号负责人，全心全意地担起了自己的重担，带领整个区域的老百姓热火朝天地参与到这项活动中。在同年11月30日，邓子恢亲自主持了一场中南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号召大家紧跟党中央增产节约的步伐，全员发动、细致规划、相互监督、严厉打击贪污和浪费行为。会上还决定成立中南增产节约领导委员会，专门负责指挥这项运动。

12月中，邓子恢再次牵头召开了中南局的紧急会议，他强调：“三反运动”意义重大，它能帮助我们明确区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思想界限。他要求各级领导要率先垂范，积极动员群众，深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同时，还得组建一支强有力的反贪污队伍，确保斗争取得全胜。他还就此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不久后，中央就将这份报告转发给了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并批示：“此报告准确无误，既有深入分析，又有坚定决心，办法也周全，其中不少内容还能弥补中央以往指示的不足。”

邓子恢在中南地区推进这项运动时，始终坚守党的群众工作方针，凡事都亲自上阵。他日日前往增产节约委员会，亲耳聆听汇报，巡视各部门及各地的进展情况，一旦发现问题，便迅速思考对策加以处理。

为了让民主更加深入人心，同时避免发生报复或庇护等不良现象，1952年1月，邓子恢在武汉邮政局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一七零信箱”的举报箱，供全区人民反映问题或提出控告。那时，中南局的官方报纸《长江日报》也刊登了相关消息，告知大家若需直接向邓子恢举报问题，可向“一七零信箱”投递信件。自1月22日信箱启用以来，不断有来自各地的群众寄来揭发材料。

邓子恢每天都要浏览来自各方的举报信。

依照过去的常规做法，信件资料会首先被送到邓子恢当时的秘书鲁亚夫那里，普通的事务会分发给对应的部门去处理，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会呈递给邓子恢审阅。但这次有所不同，邓子恢特别且秘密地指示：“所有信件都必须直接转交给我，并且要对它们进行编号归档。”

于是，邓子恢在负责党政军的日常事务后变得更加繁忙，就连该吃饭的时候了，他还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地审阅信件，秘书不得不让工作人员直接将饭菜送到他的办公桌上。那段时间，邓子恢的办公室常常灯火通明到深夜，秘书好心劝他早点休息，他却回应道：“群众来信里反映的情况，对我们正确运用党的政策、挽救干部、掌控运动节奏太重要了，这些真是宝贵的信息啊！”

在这段时间里，邓子恢因为连续不断地辛勤工作，身体不堪重负，结果患上了肺炎和肝炎。医生多次劝他暂时放下工作，换个地方去休养，但他每次都客气地拒绝了，坚持要继续带病上岗。没办法，秘书只好每天把必须要吃的药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不过，繁忙的工作经常让他忘记吃药，秘书只能时不时地提醒他、催着他，亲眼看着他吃完药，才能安心去做自己的事情。

值得称赞的是，邓子恢亲自执笔，给举报人回了信，用以表达他的鼓励与感激之情。

◆邓子恢正忙着接待前来拜访的群众。

有时候，邓子恢因为身体状况欠佳，实在难以亲自执笔，于是他就躺在藤椅上，把给群众回信的内容口头告诉秘书，由秘书代为书写。他曾这样叮嘱秘书：“群众写信来反映问题，这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党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绝对不能有一丁点的疏忽大意。”

邓子恢不仅在办公室里热情接待了勇敢揭露奸商和贪污行为的举报人李环珍，还细致地询问了她关于中南局行政处会计勾结奸商、窃取国家资产的具体情况，并当即电话吩咐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处理。他对李环珍保护国家财产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赏，激励她继续挺身而出，与违法行为抗争到底。

“一七零”这个特别设置的信箱，长时间以来都被使用着，它如同邓子恢与广大民众之间搭建的一座紧密相连的“心桥”，也是一条关键的沟通途径。在邓子恢指导中南地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这个信箱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并且在后续的司法运动改革中，它也继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特殊角色。

农民要是能留下点自家的地，就能自己安排日子，不用全靠着干部来决定怎么生活，这样一来，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

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邓子恢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为了解决农民的生活难题和满足他们种菜的特殊需求，他赞同社员按自己的意愿留下一小块土地自行耕种，这些土地的收入归社员个人，不参与集体分配，人们称之为“自留地”。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采纳了邓子恢修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其中明确指出：“为了满足社员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的需求，应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地”，同时规定“每人所留土地的面积最多不得超过全村人均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然而，在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曾一度取消了自留地，这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邓子恢提议重新恢复自留地制度。1959年6月16日，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偶遇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对于自留地可灵活处理的态度后，邓子恢立即行动，回家后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56年，毛泽东在邓子恢（站在他右侧第二位）的陪同下，亲切会见了来自福建龙岩的革命前辈张龙地。

在信件内容里，邓子恢客观分析了保留自留地以及维持“百分之五”比例的重要性。他主张，保留自留地能推动生产进步，能让农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也让市场更有活力。他在信里阐述道：“留出自留地百分之五挺合适。咱们国家现在有16亿亩耕地，按百分之五来算，也就8000万亩。这8000万亩地，足以保障5亿多农民的蔬菜需求。还能让大伙儿养养猪、鸡、鸭这些家禽家畜。这么一来，至少能让5亿多农民不用再去市场上抢购副食品，有的人家甚至还能拿出些副食品来卖。我觉得，这是再划算不过的办法了。”他举例说，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儿地少人多，每人分到的地才1亩，有的甚至只有七八分，好像留百分之五会影响集体生产。但实际上，这没啥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比例留的，不是死板规定每人或每户必须留几分地，地少的地方，自留地自然就少。他又结合自家经历说明，革命前他家六口人，每年种的菜园也就三分地左右。这三分地菜园要是经营得好，不光蔬菜能自给自足，还能种些地瓜、大薯、毛芋之类的当猪饲料。所以，每人分地留百分之五的自留地挺合适。只要5亿农民的生活有保障了，咱们的市场就稳了。他又进一步说明：“农民留点自留地，就能自己安排生活，不至于啥都得靠干部说了算，这对防止干部瞎指挥也很有帮助。”

邓子恢的这封信里，既有详实的数据和实例，又兼顾了大局与细节，他对农业问题的深刻洞察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因此，自留地得以保留，并且展现出其经营灵活、作为必要补充的巨大潜力，带来了显著的效益。

默默无名架桥便民留美谈

从1964年11月开始，邓子恢有近两年的时间都投入到“四清”工作中。这里要讲的是，他按照指示前往广西临桂县的武通镇开展“四清”活动，期间他默默无闻地帮助当地百姓建桥的一段美好故事。

武通镇有条河，长期以来把一村庄挡在了对岸。村民们想出村，都得排队等那座唯一的竹竿小桥，可小桥年久失修，好几次都差点让人掉进河里。那时候条件不好，尽管竹桥破旧得总要修修补补，特别是雨季河水猛涨时，全村人只能望着河水叹气，或者走几十里路绕个大圈去另一座桥。要是哪家有急病病人，心里再急也不敢冒险过桥，经常因为过不去河而耽误了治疗。1954年夏天，这事儿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计，甚至是生命安全。当时担任全国防汛总指挥的邓子恢，一直密切留意着天气和水患情况。那座小桥，成了周围十几里地老百姓的一块心病。

1954年夏天，担任全国防汛总指挥的邓子恢，始终留心着天气的变动和洪水的形势。

邓子恢得知消息后，心里一直挂念着，便悄悄走到江边。他估算了江面的宽度，又在江岸的土地上踩了踩，随手抓起一把岸边的红土，紧紧地握了好几下，然后默默地离开了。这一路上，他心情难以平复，思绪良久。

回到住处，邓子恢坐在桌前想了很长时间，然后拿起笔开始写信。在信里，他仔细说明了当地的困境和农民们的迫切期盼。写毕，他小心地把信封装好，在信封上注明“请国家计委转交财政部某某人亲启”，随后让秘书帮忙把信寄了出去。

没过多久，一小笔专门用来修桥的资金到位了。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周边村庄的居民收到了去江边集合的通知。县里的负责人抵达江边，满面春风地向大伙儿宣告：“这儿即将建起一座坚固的水泥桥，以后大家过河就不用再战战兢兢地走竹桥了。”听到这个消息，与会的人们都兴高采烈，纷纷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家人朋友，尤其是上学的孩子们，更是激动得又蹦又跳，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

邓子恢（站在前排的最右边第三位）亲自到广西的基层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调研。

次年春回大地之时，一座宽度达到4米的新桥梁已落成：桥面由水泥铺就，既光滑又平整，桥墩矗立两岸，显得既粗壮又稳固。在众人的喝彩声中，一辆拖拉机缓缓而平稳地穿越新桥，向众人庄重宣告：往日提心吊胆走在简陋竹桥上过河的日子，已经成为了永远的过去！

就在这个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时候，邓子恢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急匆匆地被叫回了北京。其实，他已经被调去全国政协任职了，这次他是靠着之前在财政部的人脉，好不容易帮武通镇的乡亲们争取到了这笔珍贵的专项经费。这或许是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当地群众做的最后一件好事了。因为他回京是为了参加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而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之后，邓子恢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充满热情的土地，但那座桥梁却深深印刻在了百姓的心里。他们不清楚建桥的具体缘由和经过，也不知道那位已年过花甲的“老李同志”（邓子恢的化名，当时叫“李建中”）究竟来自哪里，但他们明白，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他们搭起了这座连通两岸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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